那位14年前回乡养鱼的大学生，现在怎样了？

2016年，一篇名为《我买好了30张机票在机场等你：4小时后逃离北上广》的推文刷爆朋友圈，让“逃离北上广”成为全民热议的焦点话题，引发出一场“现象级”讨论。

从此，争论从未停止过，大城市容不下肉身，小城市装不下灵魂，成了新一代人的两难选择题。人们在“逃离北上广”和“逃回北上广”两种思潮中反复拉扯，找不到出口和答案。

广州

2021年全国及各省人口数据出炉后，答案的天平似乎在向“逃离北上广”的一边倾斜，“逃离”真实在发生。安徽省统计局表示，2020年人口普查时，安徽人口回流2万人，2021年增加到9.7万人，对常住人口增长贡献率由18%大幅上升为97%，人口回流的趋势十分瞩目。

实际上，人口回流的现象早在一二十年前就已出现，并且持续存在，只不过之前的人口回流规模远远小于人口流出规模，没有引起太大的关注。近几年，随着新一线城市的崛起，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和其他城市的产业升级，以及乡村振兴战略和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全面推进，原先人口流出大省对人口和人才的吸引力大大提升，人口回流的趋势愈发明显，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回到低线城市或自己的家乡发展。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各类返乡入乡创业创新人员累计达到1010万人，比2019年增加160万人，增长19%。同时，1900多万返乡留乡人员实现了就地就近就业。自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的意见》以来，农民工、大学生和退役士兵等三类人员成了返乡创业潮的“排头兵”和“主力军”。

对照当下大学生严峻的就业现状：据官方媒体报道，2022届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达1076万人，同比增加167万人，再创历史新高！另一方面，疫情导致就业环境不佳和留学生回流，大学生的就业竞争和压力日益白热化……

与其在“北上广深”极度内卷，急流勇退，返乡下乡未尝不是一条新的出路。

再看看，较早一批返乡的大学生，如今发展得怎么样了呢？

在海南采风路途中，我们偶遇到一位85后大学生村官阿辉，或许通过他，我们能得到一些答案。提到大学生村官这个名词，我们脑海中浮现的第一印象可能比较“伟光正”，新闻里常看到大学生村官扎根基层，艰苦奋斗带领全村脱贫致富的事迹，而我们遇到的这位，有些不太一样。

文昌万亩鱼塘

跟随着阿辉的步伐，我们走进了海南省文昌市潭牛镇。率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望无际的万亩鱼塘，一方方水镜从脚下依次铺开，延伸至天际，构成天地间的一盘大棋。“棋局”之上有文昌人几十年的耕耘，也有正在开启的人生。阿辉的回乡故事就从这方鱼塘开始。

阿辉08年毕业于四川的一所大学，就其所学的机电一体化专业而言，去一二线城市会相对较好就业。然而，他选择了回到家乡——文昌。

说起文昌，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就是文昌鸡。其实，文昌不止有鸡，还有罗非鱼。

文昌是海南省最大的罗非鱼养殖地区，池塘养殖面积占全省总面积34%，养殖产量占全省总量46%。2019年荣获“中国罗非鱼之乡”称号，同时还是 “国家级出口罗非鱼质量安全示范区”，辖区出口备案养殖基地占海南省四分之三以上。

刚收获的罗非鱼

阿辉所在的潭牛镇，是文昌罗非鱼的主要养殖基地之一。这里几乎家家户户都养鱼，阿辉家也不例外，在他大学毕业前，家中的养殖面积就已小有规模。回乡成为一名大学生村官，投入本地的罗非鱼产业中，不失为一个好选择。所以，关于回乡发展的决定，阿辉没有想太多，似乎就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

文昌养殖罗非鱼以精养鱼塘为主，有着较为悠久的历史，阿辉的父亲从90年代开始养殖，主要以居民家庭式经营为主，采用混养模式，同时饲养罗非鱼、草鱼、鲤鱼等多个品种，池塘面积也不大，售卖方式不固定，需养殖户直接与市场、加工厂或零售商对接，规模小，盈利不稳定。

但很快就迎来了我国罗非鱼产业的快速发展时期，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我国引进多个尼罗罗非鱼品系，再加上廉价的劳动力和熟练的养殖技术，我国的罗非鱼的产量从1990年的10.6万吨发展到2016年的186.7万吨，年增长速度达到了12%。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就一直是世界上罗非鱼产量最大的国家，年产量最高时达到了全球产量的49%（2000年）。

随后，资本的到来一举改变了原有的分散式经营模式。一些浙江的公司来到文昌投资设立综合性公司、饲料厂、加工厂等，从金融、育苗、饲料、捕捞、销售等提供一条龙服务，农户只需要专心养鱼，形成“公司+合作社”或“公司+基地+养殖户”的一体化经营模式。

这种遵循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原则的经营模式大大降低了农户的成本投入和风险负担，在2000年至2012年间，文昌罗非鱼养殖产业进入发展高峰期，形成大规模鱼塘养殖，产业迅速壮大。

大规模养殖

发展至今，文昌罗非鱼产业链已比较完整，包括产业上游的种苗研究培育、成鱼养殖，产业下游成鱼捕捞、运输、加工和销售环节以及产业相关饲料供应、鱼药和罗非鱼中介、协会等相关支持体系，一应俱全。

企堆村是潭牛镇的第二大村，人口有3000人左右，包括阿辉在内，村委共有8人。村干部带着农户，承包了130亩的鱼塘，一年在鱼塘养两季罗非鱼，一亩鱼塘一季平均能生产七千至八千斤，那么，每年企堆村的罗非鱼总产量能达到200万斤左右。

一斤罗非鱼4块多钱，差不多有0.7-0.8元的利润空间。如此算下来，村干部带着大家年创收不下百万。不仅促进了乡村振兴，更实打实地丰满了当地乡亲们的钱袋子。

或许有人会质疑，在这样一个产业链完整，产业已经相对成熟的地区当村官，似乎有点坐享其成的味道。其实并不是，阿辉用实际行动告诉大家，他可以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尽管在一体化经营模式下,公司提供了一条龙服务,农户只需专心养鱼,但鱼塘养殖本身也并非一件易事。

除了一亩鱼塘1200元的租金之外，光用电的电费，每个月也要2百块左右。况且，一条龙服务也不能保证面面俱到，公司提供的设备（发电机、供氧设备、投喂设备等）质量参差不齐，为了保证使用效果，农户还需自行购置设备，单个鱼塘的一整套设备配置下来，至少上万费用，建设好之后，还有设备维修成本，也是一笔不小的投入。

水花飞溅之处有一台鱼塘增氧设备

最为困扰村民们的是机电设备的腐蚀问题，造价昂贵的设备由于长期浸在水中或沉在塘底使用，没过多久就被腐蚀坏了，维护更新的费用极高，又苦于无解决之法。

这时候，大学生村官懂技术的优势就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阿辉运用机电专业所学知识技能，亲自动手改良机电设备，加强其防腐防蚀性能，大大延长了设备的使用寿命，不仅节约了维修成本，也大幅降低了设备更换频率。

在鱼塘的初期建设的挖坑、电线、电路、电线杆、水泵上，村干部带头引入了不少技术，使鱼塘建设更为科学和现代化。

在对鱼类流行性疾病的防治问题上，阿辉比一般人更为敏感和重视，保护水质、定期撒药消毒方面做得很到位，并且和鱼药店保持密切合作，一旦出现范围性的鱼死亡，即会将鱼尸体及时送店解剖化验，以防出现鱼群大面积死亡。这也是抓住了养鱼技术上的一个关键点。

鱼塘管理有效，收成不错

另外，相较于普通村民，大学生村官更善于运用互联网科技和智能化设备，既能替代部分人力劳动，还大大提高了养殖生产效率。

断电问题一直是养殖户的一大痛点，在供氧高峰时期，一旦断电，短短几个小时，数万斤的罗非鱼就有可能因为缺氧而死亡，损失惨重。人工监控不仅人力耗费巨大，效果也并不好。

自从村干部采用了手机APP实时监控，时刻监控鱼塘状况，一旦出现异常断电，手机上的警报设备就会发出实时提醒，能在最大限度上降低损失。

当然，作为村干部，阿辉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能力，那就是对政策的解读能力和对法律知识的涉猎和研究。

村民们文化程度相对较低，在政府文件的阅读方面存在一定的困难，如何读懂政策，掌握风向，并将信息通俗易懂地传达给村民，做出一致的正确决策，是一项高超的艺术。

而村民在与公司、与外界的合作过程中，遇到不懂的问题也常来请教这位大学生村官，其中为数较多的是法律相关的问题。阿辉也在不知不觉中成了村里的“法律顾问”。

谈笑风生的阿辉（右）

纵观种种，罗非鱼之所以能排除万难，成为文昌当地的一张名片，与村干部的技术带动和思想决策不无关系。

如今，已是回乡的第14个年头，阿辉回看讲着一口流利海南话的四川妻子，不无感慨，当初差点因为她离开文昌，最终也是因为她留在了文昌。

这位默默相伴的爱人是地道的川妹子，两人相识于大学，恋爱多年后，不远千里跟随他来到文昌，没想到起初迎接她的是阿辉父母对两人婚事的反对。当时，年轻气盛的阿辉放下狠话，要是父母不同意这门亲事就不回文昌了。当然，狠话并不能解决问题，最终是爱人的真诚和付出感动了家长。爱人凭借超强的语言天赋快速学会了当地方言，取得父母认可的同时，逐渐融入了当地的生活。如今，爱人已成为孩子的妈妈，当地一所学校的人民教师，也是阿辉在文昌扎根的一个支点。

虽然在婚事上有过不愉快，但家庭对他的支持，阿辉从不敢否认，如果不是父母积累下的养殖基业，他不可能回乡发展得如此顺利。家人也曾全力支持他创业办加工厂，最终赔了几百万。失败的经历并未影响家庭对他的信任，问及是否还有再创业的打算时，阿辉仍有自信地说，已经积累了经验，有机会还会再尝试。

作为一个过来人，他还想对大学生村官以及有打算回乡发展的人说，政策的鼓励和支持为回乡发展的人群扫去了很多障碍，如今的乡村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自《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的意见》开启返乡创业政策的源头，之后几乎每年都有相关政策加码，条条政策直指返乡创业，农村的创业就业环境持续改善，返乡入乡创业人员不断增多，接下来的几年同样值得期待。

近年来返乡创业政策一览

伴侣的付出，家庭的支持和政策的鼓励，是阿辉在乡村扎根的三个重要支点，它们构成了最为稳固的三角形，在「回不去的故乡和进不去的城」之间划出一方天地，让我们看到了别的可能性。越来越多的人观念开始转变，学习和奋斗不是为了逃离贫苦的家乡，而是为了让家乡脱离贫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