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格局新变：强省会 or 城市群？

发表时间：2021-12-28 1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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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市化道路怎么走？


2020年《求是》杂志刊登的重要文章《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中对此也论述了新的目标。“东部等人口密集地区要推动多中心、多层级、多节点的网络型城市群结构形成。中西部有条件的省区，要有意识地培育多个中心城市，避免‘一市独大’的弊端。”


在这样的基调下，城市化格局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十四五”开局之年，各省份纷纷给出了他们的答案。



“强省会”号角再起


2021年，山西、湖南、江西、福建、广西、贵州等多个省份都提出“强省会”战略，支持省会城市做大做强，其中贵州还明确说明要将首位度提升到具体目标。
国内普遍把省会GDP占全省GDP比重作为经济首位度，以此衡量省会的强弱，一定程度上代表城市发展要素的集中程度。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陈耀表示，“当一座省会城市的经济首位度超过30%，大体可以认为它的能级较强。”
观察全国27省省会的首位度发现，前十位的经济首位度都在30%以上，其中有7个都处于中西部地区。长春和银川的首位度甚至超过了50%，中西部省份“省会独大”的现象更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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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小鹰财经社整理

虽然长沙首位度已接近30%，但湖南在2021年也提出了“强省会”战略，意味着要强上加强。

相较于“强省会”，排在后面的“弱省会”多是东部省会城市，比如广州、南京、福州、济南。不过，福建在今年也提出了“做大做强福州，并支持福州争创国家中心城市。”

自从2018年西安获批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后，国内第十座中心城市的名号一直不知花落谁家。

2005年，《全国城镇体系规划（2006-2020年）》最早提到的国家中心城市，被设为我国城镇体系的最高层级。这让国家中心城市名额的竞争变得十分激烈。

2007年，在正式版《规划》中则明确了“国家中心城市”的定义是全国城镇体系的核心城市，彼时北京、上海、广州、天津和重庆已被认为是国家中心城市。

后续在2016-2018年获批的成都、武汉、郑州、西安属于第二层次。得益于早期“强省会”战略的实施，这四大城市的GDP一路突飞猛进，经济实力有了质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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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小鹰财经社整理

“强省会”战略似乎让其他城市看到了希望和可以借鉴发展的模式。

这种模式，简单来说就是集聚全省之力去发展省会城市，这样势必导致资源倾斜，只会让省内城市发展失衡，最终省会独大后远远盖过了其他城市的名声，出现了一枝独秀的局面。四川绵阳被称为“中国科技之城”，但说起四川，也只想到了成都。说起陕西，就是“大唐不夜城”西安。

对比成都、武汉、郑州、西安与所在省份内第二大城市的GDP，两者经济差距在3倍左右，差距最大的甚至接近6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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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各市统计局，小鹰财经社整理

“不患寡而患不均”，区域发展不均衡导致贫富差距拉大，区域间矛盾也更容易被激化。

首先，省会被期待做大做强后带来的辐射作用不见成效，反而出现了过度汲取周边资源的“吸血”模式。例如，四川在发展强省会过程中，自贡的硬质合金有限责任公司和东方锅炉厂、绵阳的长虹公司、攀枝花的中治实久等企业悉数搬迁到成都。

省会独大带来的“虹吸效应”，吸取了省内的资源、人口、土地等等，出现的是“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局面。这种靠省内其他城市“输血”的模式发展强省会，本身没有什么意义。

其次，“强省会”战略大多采用行政力量干涉区域发展，比如撤县设区、区域划整等。2020年，长春合并了公主岭市，这也使得长春的首位度大幅提升，一跃成为了排名榜首。利用行政手段聚集资源而非遵守市场规律，这种做法并不能真正提升省会城市能级。

最后，省会独大背后还藏着一个隐患，如果区域大城发生什么意外，产生的损失不可估量。2020年武汉爆发的疫情，成了影响这一年湖北经济运行的“黑天鹅”。

何为“城市群”？


与省会独大发展模式不同的，是城市群均衡发展模式。实际上，城市化发展不是人口和经济在某个城市聚集，而是形成以核心城市为中心的城市群。

东部沿海省份大多是“双中心”或“多中心”格局。比如广东有广州和深圳，江苏有南京和“苏锡常”，浙江有杭州和宁波。

2006年，“十一五”就提出了“城市群是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开拓城市群是城镇化道路中的重点；“十三五”规划中明确了城市群的发展，建设19个国家级城市群；“十四五”又再次提出了“发展壮大城市群”，可见其重要性。

目前，发展比较成熟的城市群是我们熟知的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十四五”规划中，国家又把成渝、长江中游城市群和以上三个城市群并列为第一梯队，属于优化提升的阶段。

上面提到成都和武汉等城市获批国家中心城市，但我们更应该注意到这背后的重点其实是国家并非要单独扶持一家城市发展。

《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中规划的主要目标是“到2020年基本建设国家级城市群，到2030年重庆、成都等国家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明显增强，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全面实现、同城化水平显著提升。”

同样，《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十三五”规划》和《关中城市群发展规划》也是如此，“武汉立足长江中游地区、郑州引领中原城市群、西安引领支撑关中平原城市群。”

国家中心城市的功能定位，其实是带领发展城市群，也就是规划的最终目标。

那么，发展城市群能带来什么？

先来看看第一梯队的城市群人均GDP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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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各市统计局，小鹰财经社整理

人均GDP反映了一个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长三角和珠三角的人均GDP约在11万元，而京津冀、成渝和长江中游在7-8万元。

城市群发展，强调的是均衡，处在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城市，即是如此。长三角和珠三角的经济水平最高。

以珠三角为例，广州、佛山、东莞是珠三角区域融合协同的中心城市，区域内的城市发展落差较小。

珠三角和成渝城市群重要城市的GDP在区域内占比的数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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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各市统计局，小鹰财经社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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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各市统计局，小鹰财经社整理

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真正把珠三角与港澳联系在一起，明确建设世界级城市群。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提出，“未来世界的竞争，将会是城市群之间的竞争。”

对于区域经济而言，

首先，城市群发展能推动城市间的分工协作。

城市之间能协同，产业差异化发展是主要特点。比如珠三角的9个城市各自有自己的优势产业，避开了产业同质化导致内部消耗的局面，合作协同大于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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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成渝等中部城市群内部缺少重要节点城市，城市间竞争大于合作。

其次，城市群打破了行政区域的规划限制，解除了资源要素自由流动的限制。

最后，城市群发展会发生溢出效应，资金、人才、消费都在往周边地区辐射。中小城市承接大城市溢出的产业、资源等，避免经济要素的过度聚集。

对于个人生活而言，

第一是跨城通勤更便捷。城市群的发展催生了“双城上班族”的出现，例如广州和佛山、上海和苏州、北京和天津，上班族可以每天来往于两城之间，生活和工作的地方有了更多可选择的空间。

第二是公共服务均等化。城市群发展下，区域间的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水平差距逐渐缩小。城市群为个人生活带来了改善。

在避免“一家独大”的基调下，越来越多的中西部省份也意识到了培育经济副中心的重要性。

《“十四五”特殊类型地区振兴发展规划》中提到，支持徐州、洛阳、襄阳、长治等城市建设省域副中心。

各省份的最新规划中也确立了新的副中心，陕西确定宝鸡、榆林，安徽确定芜湖，湖南确立岳阳、衡阳，广西推动柳州、桂林为副中心城市。四川没有明确圈定，定下了泸州、德阳、绵阳、乐山、南充、宜宾、达州7个区域中心让他们自行竞逐。

如何协调区域发展，是所有地区面临的共性问题。根据“十四五”的规划，19个国家级城市群分为了三个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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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鹰财经社整理

可见，城市群仍是未来经济发展的主体区域，城市群的空间格局也越来越清晰。抓住城市群的发展机会，才能抓住城市发展的未来。

结语



“省会独大”这种不平衡的模式如果继续扩大，不管是对省会城市自身而言，还是对地区协调发展来说，都不利于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弊端日益突出。在现代区域经济格局上，可以看到从城市到城市群的经济增长“新风口”已经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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