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请国家也把乡村振兴政策给到“俞敏洪”们

中国约有1.6万个乡，超过69.1万个行政村。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乡村居住人口约5.1亿，占总人口比例36.11%。换句话说，中国的城镇化率达到了63.89%，逐步接近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准（城镇化率75%以上）。

走向高度的“城镇化”是源于西方现代化发展的模式。然而，“城镇化=现代化”的模式，是否完全适合中国这种历史悠久，拥有大纵深社会结构的国家呢？

“农村空心化” “留守老人” “耕地荒废”等，是媒体上讨论农村问题时常常出现的字眼；“对口帮扶” “土地流转” “回乡创业” “三产融合”甚至“农产品直播带货”成为给乡村振兴开出的一剂剂药方。

我国沿海与内地、南方与北方的发展不平衡，加上多民族的文化，使得乡村问题比较复杂。不过，再复杂的问题也有核心。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所需的关键要素（土地、劳动力、资金、人才等）都在向城市流入，而从城市向乡村的“回流”并不顺畅，使得“城、乡”成为发展相对独立的两个系统。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此消彼长，乡村逐步衰落。

乡村振兴的难点是什么？

1.乡村产业的投资周期长；

2.乡村产业的投资回报率低；

3.基层干部掌握的资源和专业能力不足。

如果城里的年轻人不愿意“回乡”，城里的资本也不愿意“下乡”，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还是留在城市里的话，城乡就无法成为一个相互流通的体系。

西江千户苗寨

打破这个局面的力量，无外乎两个方面：政府的行政力量、社会各界的力量。目前，政府的行政力量较强，社会参与的力量较弱。

从政府行政力量的角度看，有一个特点：带有指标的强考核性！各级干部的考核指标落到乡村后，可能会被理解为单一地发展“GDP”。然而，除了少数被城市产业带辐射的乡镇，如沿海省份的苏州、东莞等地乡镇成为制造业集群，山东寿光的蔬菜产业集群等，内地大多数乡镇很难打造出产业集群。

对于70%以上的乡村来说，它也许更像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搞GDP的地方。

从社会力量的角度看，虽然越来越多的企业投入乡村振兴，由于乡村是个投资周期长，资本回报率低的地方，目前企业的参与更多像是“捐赠”；而城里的年轻人“回乡创业”，多数也是在镇上盖个小洋楼，开个店做点小本生意，其资金与社会资源很难把城乡之间的发展要素打通。

攀枝花庙坪子村

问题来了，社会中是否存在一种潜能，与政府的行政力量互补？年近60岁的俞敏洪投身乡村振兴，为我们找到了一丝灵感。

俞敏洪，1962年，出生于江苏省江阴市葫桥村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其励志的人生故事广为人知，不是本文要讲的重点。在国家“双减”政策下，新东方做出的转型举措超出常人的想象，当媒体追问为何要卖农产品时？年近60岁的俞敏洪说：“我从小就喜欢看庄稼，在家乡能种的所有农产品我都种过……”

再看另一个人物，褚时健。原烟草巨头云南红塔集团的董事长，出生于云南省华宁县一个农民家庭。其一生堪称传奇，收获“中国烟草大王”与“中国橙王”两个称号。2002年，已经74岁高龄的褚时健与妻子在云南的哀牢山开荒地种橙子。

不管褚时健还是俞敏洪，他们有几个共同特点：农民出身、社会精英、有知识、有资源、有社会影响力、退休或接近退休年龄，最关键是都开始有淡泊名利、落叶归根的“乡愁”。

我们与其“敬俞敏洪是条汉子”，又或是质疑其“不该照搬李佳琦”，还不如为这一类社会精英群体制定配套政策，把他们对乡村的那份情怀融入到乡村振兴政策中来。

盐城双河村

前面提到，乡村振兴的难点在于投资周期长、投资回报率低、基层干部的社会资源及专业能力不足。然而，这些问题在这类精英群体身上，似乎可以迎刃而解。据王石在采访中谈及其与褚时健的往事所说，从种树苗到挂果需要6年时间，一般的投资者很难有这样的耐心，然而对于退休的人来说，这种创业更像是一种闲不住的生活方式。

初期橙子的口味一般，褚老在改良品种上又花了4年时间，这一期间王石主政的万科每年都会采购一批橙子，王石对万科的员工说：“我们吃的不是口味，吃的更多是褚老的创业精神。”换个角度，可以理解为褚老的社会资源，发挥了积极作用，不至于让项目过早夭折……从2002年开始，到2012年“褚橙”横空出世，历经10年之久！

沿着这个方向思考，全国退休的企业家有多少？退休的大学教授有多少？退休的处级以上干部又有多少？把政策给到这些精英群体，哪怕只有10%的人以落叶归根的情怀参与乡村振兴，也将是一股巨大的社会力量。

想象一下，一位清华大学教授退休后，回乡村做点事情，他几十年来培养的学生们都会无动于衷？此时，任何一位学生都不会以“成败”来苛求自己老师所做的事情，更多是以一个励志故事在自己的圈子里讲述。

俞敏洪与退休北大教授康健（云南分众美丽小学校长）

图片来源：新东方

这类精英群体参与乡村振兴，带来的社会影响力和示范作用，远比他们能否搞成几个乡村产业更为重要。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即使城镇化快速发展的今天，绝大多数中国的家庭“祖上三代都是农民”，区别的只不过是“农一代”、“农二代”或“农三代”而已。

另一方面，现实中：很多00后们天天吃着猪肉，却从没见过猪长什么样；90后们刚进城打拼，正试图在城里站稳脚跟；在城里的80后们，想着怎么再往上“拱一拱”；“四十不惑”的70后们，开始泛起一丝“乡愁”；60后、50后们开始渴望落叶归根……

我们的根在乡村。乡愁，是家国情怀，是文脉延亘，更是一种精神依归。如何让“农三代” “农四代” “农五代”们记住乡村，并常到乡村走走？需要父辈及爷爷辈们的示范效应。

四川康定中学

这种示范效应下，有人回乡能干成“褚橙”这样的大产业，有人打造“乡村游”，有人寻找历史人文，有人为了艺术，有人可能就开间小茶馆，也有人只为体验乡村生活……无论什么方式，只要把“乡村”的根植入每一代人的心中，社会力量得以激活，城乡之间的发展要素将真正打通！

请国家也把一些政策，给到“俞敏洪”们！